孔子的“正人小人”说

孔子的“正人小人”说
孔子论“小人”与“正人”,也有与他论“上智”与“下愚”相类似的景象。这个论题,孔子说得许多,有时以位置而论正人与小人,有时又以德行而论正人与小人。且在不同的场合,都有不同的含义。“唯女子与小人尴尬养也,近之则不孙,远之则怨。”这是就身份位置而言小人的,似与德行无关。按《论语集注》的解说,“此小人,亦谓仆隶下人也”。说他们像“女子”(富有人家之“妾”)相同“难养”,由于与他们太接近了,他们就会没大没小;与他们太疏远了,他们又会仇恨于你,所以应当“庄以莅之,慈以畜之”。“正人有勇而无义为乱,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这也是以身份位置而言“正人”与“小人”的。尽管在这两句话之前,还有一句叫做“正人义以为上”,尽管孔子对臣子的“为乱”与草民的“为盗”深恶痛极,但是,正人即便“无义”却依然是正人,“小人”纵然“有义”也仍是“小人”,也无关乎“德行”。“正人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,小人反是”,朱熹《论语集注》称:“成者,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。正人小人,所存既有厚薄之殊,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。故其用心不同如此。”小人不肯成人之美,由于有吃醋之心,小人喜爱成人之恶,致使乐祸幸灾,这是就品德品德而言小人的,似与身份无关。孔子在这个层面上说小人,往往与正人相对。例如:“正人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;“正人和而不同;小人同而不好”;“正人泰而不骄;小人骄而不泰”,如此等等。正人与小人之分野,中心都在“正人喻于义”而“小人喻于利”。所以,乐善好施、行善积德、舍生取义、心口如一,严以律己,宽以待人,如此等等,至今仍被称为正人之风;营私舞弊,明争暗斗,得志便猖狂之人,拍马溜须、阳奉阴违、看风而使舵之人,则向来都被称为“小人”。“正人而不仁者有矣夫!未有小人而仁者也!”这话也是孔子说的。仁与不仁原是联络到礼乐存废之大事。仁者有德,那么,不仁便是缺德,不仁之人便是小人,从此言看却是未必。《论语》集注说:“正人志于仁矣,然毫忽之间,心不正焉,则不免为不仁也。”富有为正人的不仁,只在一念之差,不仁了也依然是正人;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品德的。这样一来,就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了。对此,我是很不以为然的。无论是营私舞弊,明争暗斗,仍是拍马溜须、阳奉阴违,权势人物哪相同不比“仆隶下人”玩得熟稔?! 人之“性”,在孔子之后,曾有孟子“性善”说与荀子的“性恶”说。孟子的“性善”说,详细表现于他所说的“四端”,即:“悲天悯人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推让之心、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”孟子说,人之有此“四端”,就像人有“四体”相同,无此“四端”中之任何一端,便不能称之为人。(拜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可见,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者之“端”,孟子视它们为做人的底线。荀子是对立孟子的“性善”说的,《荀子》中的《性恶》篇就专门批评孟子的“性善”说。荀子说: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(作‘人为’解)也。”又说:“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抢夺生而推让亡焉;生而有疾恶焉,顺是,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;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声色焉,顺是,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”由此能够概括出荀子所说的“性恶”之三个方面:即好利、好妒(疾恶)、好色(声色),依照荀子的意思,假使以为人“性善”而“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”,则“必出于抢夺,合于犯分乱理,而归于暴”。(拜见《荀子·性恶》)在我看来,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,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,大可互补。人道之中,有“性善”的胚芽,也有“性恶”的基因。孔子没有说过人之“性善”或“性恶”,但从他关于正人与小人的论说之中,隐略可见这个思路。仅仅他将“性善”归于正人,这“正人”往往居于上层,又将“性恶”归于小人,这“小人”往往处于基层。孔子之所以这样确定,之所以在论“正人”与“小人”之时将身份与德行合而为一,或许与他说的“性相近,习相远”有关。由于他以为,处于上层公卿大夫知书达礼,而处于基层的山野草民,则可贵学习礼义。孔子是适当注重礼义的学习的,包含他自己,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”,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他之所以说在“先进于礼乐”的“野人”与“后进于礼乐”的“正人”之间,“如用之,则吾从先进”,恐怕也是由于在“野人”之中能“习”礼乐的适当可贵。当然,就像他论“上智”与“下愚”的联络相同,这也仅仅“个别”身份的变易,并不具有普遍性。在孔子的“正人小人”说中,注重礼义与教化,具有积极意义,但他疏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,便是权位与权利。假设权势者没有遭到任何的限制,那么,它能将人道之恶,包含人的好利、好妒、好色之心,成百成千成万倍地扩展,以致打破做人的底线,将人道之善的胚芽,例如悲天悯人,羞恶之心,推让之心、是非之心,通通抛到无影无踪。而在这种景象之下,所谓的礼教,往往显得苍白无力,乃至反而成为他们的遮羞布,成为他们哄人的花招。满口仁义品德,一肚男盗女娼,往往便是这样呈现的。与此相反,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,尽管不懂得那么多仁义品德的说辞,尽管心中也免不了会有好利、好妒、好色的根芽,却也保留着人之为人的最朴素最起码的悲天悯人,羞恶之心,推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。但孔夫子很可贵看到山野草民在品德上的这种优胜,而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成见。“子曰,古者民有三疾,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,今之狂也荡;古之矜也廉,今之矜也忿戾;古之愚也直,今之愚也诈罢了矣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这便是他对古今之民所做的比较,狂由“肆”而为“荡”,矜由“廉”而为“戾”,愚由“直”而为“诈”,民之“三疾”,通通都已变本加利。“正人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”,在孔夫子看来,礼义教化,关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而言,仅仅使他们更简单被上等人奴役罢了。所以,他会情不自禁地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“民”与小人联络在一起。并且提出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这种终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愚民策之理论依据的观念。纵上所述可见,孔子的“正人小人”观,与他的“上智下愚”说殊途同归,大可合二为一。鲁迅常常拿“正人正人”开涮,或许也包含着他对孔子的“正人小人”说的某种程度的不认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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